2025年4月，复旦大学黄广华教授团队在《Journal of Infection》（影响因子14.3）发表重要研究——2016-2024年中国“超级真菌”耳念珠菌感染状况。

耳念珠菌是2009年日本科学家首次报道的一种人体病原真菌新物种，因其具有多重耐药性、传播性强和血液感染病死率高等特征，被称为“超级真菌”。2013年后，耳念珠菌在全球不同地区暴发并快速传播，截至2024年底，全球六大洲50多个国家或地区发现相关感染病例。耳念珠菌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严重威胁。

研究报道了我国2016-2024年期间全国耳念珠菌感染或定植状况，特别是新冠疫情后的感染状况。截至2024年底，我国共发现1846个临床感染或定植病例，涉及到22省市自治区的95家医院或养老机构；并发现多起医院内的暴发性感染及跨院传播事件。我国分离到的耳念珠菌临床株中98.4%的菌株对氟康唑耐药，39.1%的菌株对两性霉素B耐药，4.1%的菌株对棘白菌素类药物耐药。过去两年中，我国耳念珠菌感染病例数快速增长，所影响的地区越来越多，说明全国性的主动监测和积极预防具有必要性。

主要结论

研究发现2023年以前，我国耳念珠菌感染发病率维持非常低的水平，尤其是大陆地区，每年新增病例数不到40例。2023-2024 年间，全国新增病例达到1391例，增幅超过300%，其中大陆地区（不包括港澳台）新增1030例，增幅超过750%。截至2024年12月，全国共发现1846例耳念珠菌临床感染或定植病例，涉及22个省市自治区的95家医疗或养老机构。大部分医疗机构没有对耳念珠菌进行主动筛查，因此，我国耳念珠菌实际感染病例数可能被严重低估。

全国主要病例分布于香港、广东、辽宁和北京等地区。在香港、广东、辽宁和北京等地区发现多起地方性传播和院内聚集性感染事件。基因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多起跨省传播事件；全国不同地区发生过多次境外输入事件，主要输出国家包括南非、美国、澳大利亚和埃及等国家。

图二 中国耳念珠菌临床菌株的输入及国内传播情况

男性和女性耳念珠菌感染或定植患者的百分比分别为67.8%和32.2%，绝大部分为ICU或有严重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年龄范围为1到96岁，50岁以上的患者比例达到77.7%。血流感染、导管、引流相关患者比例分别为9.0%、3.6%和5.3%；浅部感染患者比例较高，其中尿道、痰液或口腔相关感染或定植患者比例分别为26.5%和25.5%。

通过ITS序列及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发现，中国耳念珠菌有三个遗传分支（I-南亚、II-东亚和III-南非分支）。其中，遗传分支I和III菌株为我国当前主要流行株系，分别占全部临床株的34.4%和64.7%；全国仅发现3例由遗传分支II菌株引起的感染病例（占0.9%），该分支菌株未形成流行态势。

图三 中国耳念珠菌临床菌株的三个遗传分支

我国分离的绝大部分耳念珠菌菌株（98.4%）对氟康唑耐药；伏立康唑、棘白菌素和两性霉素B耐药菌株比例分别达到7.8%、4%和39.0%。过去两年，我国耳念珠菌临床菌株耐药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伏立康唑、两性霉素B和棘白菌素类药物耐药比例呈现明显上升的态势。这种耐药趋势的变化可能与临床用药和耐药性菌株的传播相关。我国分离的耳念珠菌氟康唑耐药通常与ERG11基因的Y132F和VF125AL热点突变有关，棘白菌素耐药则与β-1,3-糖苷合成酶编码FKS1基因的S639F，S639Y，S639P和W691L热点突变相关。此外，我们还发现TAC1B，CDR1和MDR1等耐药相关基因突变现象。

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的耳念珠菌感染病例迅速增加，尤其是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后，其中大多数病例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发现的。尽管相较于美国、南非及印度等国家所通报的感染发生率，中国的感染病例尚处较低水平，而早些年部分医疗机构对该病原体的认识不足以及受限的检测技术和设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耳念珠菌实际感染率的低估。

因此，为了减少耳念珠菌进一步的快速传播，必须实施感染控制措施，比如提升微生物实验室诊断技术，以及对易感人群的筛查和监测等，并加强消毒规程。